西洋小说何时最早译入中国，目前有文本可考者当推英国来华传教士宾威廉（Rev．William Burns，1815—1868）译的英国17世纪小说家约翰·班扬的寓言体长篇小说《天路历程》，1853年在厦门出版。因为译者是一个外国人，一般不视为中国翻译外国小说之始。由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，即蠡勺居士译的英国小说《昕夕闲谈》。
《昕夕闲谈》首先发表于近代第一个文艺杂志《瀛寰琐记》第3期至28期，从译者写的小序知该书译于“壬申（同治十一年）腊月（十二月）八日”，即公元1873年初，这较之1872年日本翻译首部外国小说《鲁敏逊全传》（即《鲁滨孙飘流记》）仅晚一年。
《昕夕闲谈》以英国的破落子弟、私生子康吉为其主人公。小说叙述康吉的父亲非利原为世家子弟，他爱上了商人的女儿爱格，为继承权的问题两人私奔，生了康吉。15年后，非利的叔父去世，非利获得了继承权，成了百万富翁。后在一次骑马中遇难，其家产被他的弟弟罗把侵吞，康吉因此也由巨富变成了破落户和身世不明的私生子。小说就以破落子弟康吉为中心，描绘了伦敦和巴黎污浊、丑恶的社会现实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，以及道德的沦丧。小说以康吉与法国贵夫人美费儿缔结异国姻缘结束。译者蠡勺居士，据郭长海教授考证系蒋子让，此人的生平不太清楚，只知做过县令，后来寓居上海，系《瀛寰琐记》的主要撰稿人之一。
《昕夕闲谈》在形式上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：
第一，译本小说仍用明清章回小说体，但不分回而分节，亦有节目。小说仿章回体，每节均有标目，如上卷第一节为：“山桥村排士遇友，礼拜堂非利成亲。”每章开头大多有“话说”、“且说”字样（也有的没有）。每节最后也有章回小说的套语。第二，小说的译本基本上是用的明清章回小说的通俗语言，亦有文白相杂的现象。第三，小说中叙述多于描写，环境描写、人物描写大多三言两语地带过，和中国二三流的古典小说相仿。小说上卷第一节开头写山桥村的四周环境云：“英国波罗省有一个小乡落，地名山桥镇。此镇深坐万山之中，径路曲折，峰峦环抱，泉清土厚，居民稠密，果然是一个好去处哩。但是一层，地方虽好，山水虽妙，尚非极为著名之处，又不在通衢大路之旁，故四时来游山人绝少……”再如写非利与他的妻子相见，小说写道：“进门来，只见内中走出一个娇娇滴滴，如花似玉的美貌妇人，非利见了慌忙上前，搂着亲吻接唇，十分亲热了半晌。”第四，译者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，在译文中经常增加一些说明。像上面举例中的“接唇”（接吻），小说接着说明道：“原来外国的礼，妇女遇着亲人，无论兄弟子侄夫婿，均以接唇为礼，在人前绝不避忌，所以非利与浑家（指他的妻子爱格）也是如此。”（上卷第五节）。再如，三卷第五节中写决斗的事，也有一段说明：“西国古时规矩，凡有仇隙，准相战斗，用刀或枪。但只准两人对敌，不准有人帮助。不比得此时闽粤械斗，动辄聚众多人哟。”就翻译的“信”来讲，这本是不足取的，然而对首次接触外国小说而又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读者，在解读作品方面也当有一定的帮助。第五，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欣赏习惯，小说中也有将西俗中国化的翻译，或在译文中生硬地搬用一些中国的文学人物和典故。这也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早期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。在《昕夕闲谈》中把律师译为“状师”，把公园译为“园囿”，就是典型的例证。小说中写道：“先生你堂中所用规费若干，我总加倍奉赵便了。”这里的“奉赵”即奉还的意思，当是由“完璧归赵”转化而来。这样的词语外国人听不懂，也不会用在小说中，自然完全是译者的“创造”了。
以译者的意愿和需要，对源语国小说中的文学故事、人物进行删节、增添，乃至“改造”小说中的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，使之本土化。这在世界翻译文学史上是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翻译文学中的所谓“豪杰译”就是典型的例证。所以一位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（R．Escarpit）说：“翻译就是叛逆”，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
